2015年12月4日，由鸿儒金融教育基金会和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联合主办的【鸿儒论道】2015年第18期在上海举行。本期主讲嘉宾，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渣打银行资深经济学家颜色，阐述了其对转型期经济增长及社会流动性改善问题的思考成果。

颜色教授首先概述了世界经济当前状况：发达经济体整体处于温和复苏期，而新兴市场仍在艰难的复苏过程中。对中国而言，尽管存在不确定性，外需仍在逐渐恢复，有助于中国宏观经济逐步企稳。然而经济增长引擎正面临新旧切换，继续依靠投资、外贸维持未来数年的GDP增速，是不现实的。消费已经成为当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服务业对GDP的贡献也超过了一半。

短期来看，债务置换保证了地方政府和商业银行部门的相对稳定，大量跨地区劳动力流动维持了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平衡，中国经济与社会的风险处于可控范围内。

然而，如果经济长期持续疲软，中国势必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无法真正步入发达国家行列。从历史经验看，绝大部分国家均能够摆脱“贫困陷阱”，然而很多国家人均GDP长期停滞，难以逾越中等收入区间。

究其原因，颜色教授认为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经济增长机制不同。在跨越“贫困陷阱”的要素驱动阶段，低成本劳动力、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投入，可贡献60%的经济增长。然而一旦突破人均GDP 3000美元的贫困线，简单的生产要素投入不再是经济增长的最主要驱动力，必须从生产效率着手改善经济驱动模式。此阶段也是中等收入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分水岭，只有少数经济体能成功跨越并实现创新驱动的持续增长。

2015年中国人均GDP将突破7000美元，成为典型的中等收入国家。然而当前经济增长乏力，要素投入式增长的边际收益逐步下降，人口红利也在快速消失。由于生育率的下降，中国社会面临未富先老的不利前景。人口老化不但推升劳动力成本，还提高了社会供养比，社会保障的压力越来越大。

在经济驱动模式切换阶段，如何通过提高效率来实现经济长期增长？颜色教授认为本质就是要通过各个要素市场的配置效率提升，释放改革红利。而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最核心因素是改善社会流动性，实现人力资本积累和持续创新。然而要素驱动阶段的粗放增长必然带来社会分层，而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尚未完善，因此既得利益阶层有强烈的动机和能力阻碍社会流动。

改革开放最初二十年，我国社会流动性很高，但过去十多年社会阶层逐渐固化。这个趋势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的规律一致，值得我们警惕。当前教育集中化日益严重，颜色教授分析了所在的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本科生源后发现，高收入家庭学生比例在不断增加，而农村家庭学生的比例更是低于10%。事实上，一定程度的收入分配、教育和健康的静态不平等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社会流动性低、不平等被固化到代际中，从而窒息社会活力，其结果必然是经济增长的长期停滞。

他认为，为提高社会流动性，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事关重要。一方面需要从物质资本投资转向人力资本投资，消除教育和健康的不平等；另一方面需要通过户籍改革等措施，保证机会公平，消除体制歧视。从国际经验看，东亚奇迹的关键也正是上述改革措施的结果。同时，他也呼吁公立机构与企业、社会组织共同承担起提高社会流动性的责任。

在评议环节，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师梁捷博士、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高利民、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研究员肖明智博士分别就颜色教授的演讲内容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梁捷博士指出，城市家庭中，父亲收入对儿子收入的影响系数达到了0.7，对女儿更高达0.8。而农村家庭中，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对后代收入的影响更重要。这反应了城乡之间的代际影响因素差异，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也有一定意义。

肖明智认为，要素流动性的不足，延缓了产业转型的周期，导致产能过剩问题和加剧了经济增长的下行；十三五期间，供给侧改革应该注重促进要素在各个产业中的自由流动和合理分配，让市场充分配置资源。

高利民则提供了另一个思考角度。从社会现状看，大城市提供了更多阶层流动的潜在机会，人口越多的城市才越有可能发生“逆袭”故事。大城市房价之高，也可认为体现了阶层跨越的机会成本溢价。因此，城镇化不如城市化，城市化不如都市化，都市化不如超级都市化。

本次【鸿儒论道】由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执行院长傅蔚冈博士主持，现场近百位听众与会。在互动环节，各位嘉宾还与参会听众就社会流动性的最佳水平、“互联网+”和金融创新对于社会流动性的促进作用、代际相关性的衡量指标等话题展开了探讨。

“鸿儒论道”是由鸿儒金融教育基金会与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联合发起，并获得香港东英金融集团和上海淳大集团的支持，双周定期举行。论坛关注中国金融与宏观经济中的各种问题，致力于为学者、监管者和业界专家搭建跨界交流的平台，为中国经济和金融提供专业意见。